今天我们再聊一个伟大人物，的悲剧。他是作为第一任中国驻英法外交大臣趣策略，去英国的。
当时为什么会派他去英国？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有一位叫马嘉理的英国传教士，在云南传教，结果在云南的腾冲，大家都知道，那也是一个边境小城，离缅甸很近，在那儿被杀了。当年很多外国传教士被杀，由此引起很多外交事件，又以山东、山西、河南等地为多。很多时候，也是由于清朝不能妥善处理这些外交事件，引起了很多不必要的外交纠纷，最后又被迫受辱，可以说是非常不明智的举措，究其原因，还是因为对现代国家的外交规则不明白，也不能以国与国之间是对等的关系处理。老是觉得自己是老大，别人都是蛮夷。
不过这次他们处理的还比较明智，决定向英国让步。为什么要让步呢？因为这时大清正准备收复新疆，不想再和英国闹出什么纷争，影响收复新疆。英国人说很好，如果要妥善处理此事，那你就派一个高级别的官员，亲自去见英国女王，向她当面致歉，再者，两国得尽快成立一个正式的外交机构，互派大使或领事，协调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，这在今天看来是很正常的外交规范，可在当时，清廷认为，这是巨大的让步。
让步就让步吧，总要以大局为重，于是便派了郭嵩焘，作为代表前往英国，这一去，不但使郭嵩焘眼界大开，也为他的个人后来的命运，埋下了隐患。
他在普利茅斯港下船，当时正值晚上，普利茅斯的港口和街道，路灯全都亮了，灯火通明，有如白昼，郭嵩焘在国内黑暗里，熬油灯熬惯了的人，蜡烛都很少见，哪见过这个，大为惊叹，说，这哪是什么蛮夷之国，这文明程度远超我华夏。
他同时也兼任了法国大使，游历并研究了欧洲各方面的成就，和取得这些成就根本的原因，他在日记《使西纪程》里，详细记载了这些见闻，他的观察细致而深刻。
对议会民主，他惊叹其君主共治的模式，君主权力受宪法约束，这和当时清朝的皇权专制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对他震撼相当大。对法治精神的思考。“法律不必避权贵，平民亦有权利诉讼，制约权贵“，他认为这是英国之所以强盛的基础。对其社区和地方自治，也有很深的领会，他认为这是民众产生凝聚力的源头，还对铁路、电报、机器生产、科学教育等都有深入的调研。感叹世界一日千里，而大清仍人沉湎于”虚文“，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，还以天朝上国自居，可悲可叹。
他尖锐地指出了当时洋务派的根本问题，只主张学习技术等末节，对政教的”本“却不深入学习，指出，”兵者末也，政教为干“。不从根本上学习趣策略，不培养能栽出鲜艳花朵的土壤，只知道剪枝插花，那只是看上去很美，是无水之源，无根之木。
他的这些见解，都非常有见地，可是过早的，睁开眼睛看世界，对于一个国家的觉醒，有警世钟的味道，可对于他个人来说，却并非什么幸事。人们在一个黑屋里睡得好好的，你非要打破屋顶，叫醒他们。通常他们对你并不感谢，而是咒骂和敌视。
他回国后，刊印了自己的《使西纪程》，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导致众叛亲离，书籍遭毁，他也被迫辞官回家，所有的同僚和朋友都谩骂和远离他。回到老家，家乡的士绅，竟不让他的船只靠岸，他的家，也差点被一把火烧了。
”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“的悲剧就在这里。
这令他非常的压抑和孤独。他写诗自嘲道，
“人生都是可怜虫，共把蹉跎笑乃公。奔走逢迎皆有数，大都如草只随风“。
这是他对大清整个社会基本面的批评，他死的时候，只有至亲一二人前去送葬，再无一人到他灵前，甚至他死后好多年，还有人建议把他抛棺戮尸，挫骨扬灰。
他是那个时代最清醒的人，站得最高，看得最远，可他的际遇让人不忍直视。
他个人的悲剧何尝又不是一个民族的悲剧。但他毕竟启蒙了一批人，严复、陈宝琛，康梁，这些人，都是他当年引燃的星星之火。
我们再看他当年说过的话，不知道今天大家看了，是不是还有一定的思想穿透力。
一，西洋各国有本有末，其本在朝廷政教，其末在商贾、造船，制器、相辅以益其富强，又末中之一节也。
二，岂有百姓穷，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！
三，流传百代千龄后，定识人间有此人！
作者书法结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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